随着内地的开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注册外资公司，这样做可以提高企业形象，还可享受到很多优惠政策。那么外资公司注册需要什么条件？注册公司小编下面就来为大家作解答。

1、外资公司注册资金无最低要求，可以是人民币、港币、美元、欧元、英镑等大币种，现汇方式：以外币、境外人民币现汇，要求五年内缴清。

2、外资公司注册名称，先要进行公司名称核准，需提交多个公司名称进行查名。

3、外资注册公司经营范围，必须明确，以后的业务范围不能超出公司经营范围。

4、公司注册地址，必须是商用,办公地址，需提供租赁协议、房产证复印件及租赁发票。

5、外资公司股东：可以为外国企业，也可以外国居民中外合资公司的股东，中方股东必须是中国公司。

6、外资企业监事：若设监事会，至少需三名监事成员。如果不设监事会，可设一名监事,监事可以为外国个人也可为中国居民。

7、外资企业董事：若不设董事会，需设一名执行董事。

8、法定代表人：外资企业需设一名法人代表，法人代表可以是股东之一，也可以聘请。外资企业法人代表，既可以选择中国人和外国人。

作品完成后，版权登记后的版权归属到底是归谁呢？每个作品的创作，肯定是有创作人去付出了的，谁付出了那么谁收获。版权的原则上首先肯定是属于作者的。作者是直接参与创作作品的人。作者为作品的创造付出了劳动与心血，使作品具有了价值与意义，他的劳动应当受到保护，版权保护最早就是这么有来的，同时这也是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的著作权相关规定，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就是作者。

作品的作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两个甚至更多的人，比如歌曲的创作通常都是作词作家作曲作家配合完成，那么这首歌的版权就是属于这两名作者共同拥有。一些学术著作，也常常是由几个作者创作完成那么这些学术著作的版权就属于这几位参与者共同享有。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法律里，版权不仅仅是可以属于个体，也可以属于法人、组织。平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一部《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成的，通常要由一个出版社的几十甚至上百人共同完成，期间要由出版社来出面组织协调各方面的资源，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而出版后是否可以收回前期的投资，出版后是否存在法律问题，等等各个方面的风险也是由出版社来承担的，那么出版社就成为这套《大百科全书》的版权所有者。所以，作为法人、组织也可以拥有版权。

版权属于创作作品的作者是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但在很多情况下，版权当中相应的具体的权利，不一定在作者手里。没有直接参与作品创作的个体的人或者法人、组织也有机会拥有版权。

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有些情况下没有直接参与创作但是参与投资、组织创作的个人或法人、组织也可以成为版权的所有者。比如电影作品，制片方在整个电影作品制作期间一直要从事组织工作，寻找投资甚至直接投资、与各个方面协调，付出大量的心血，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整个影片的创作，但是影片的整体版权仍然应由制片方拥有。

版权也可以通过继承获得。按照法律规定，公民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版权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也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转移到继承人手里。比如老舍先生去世后，如果出版社要出版老舍先生的作品，就应当找到老舍先生的财产继承人来洽谈版权问题。不只是个体的人可以继承版权，法人、组织同样可以继承版权。一个企业拥有对某个作品的版权，在企业变更、终止后，按照法律规定继承该企业权利义务的企业就享有该版权，如果没有相应的继承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该项版权的所有者。

版权还可以通过订立合同等方式发生转移。原始版权的所有人，在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后，可以通过发放许可或者转让的方式将自己的版权转移，部分甚至是全部地转交给版权购买者。版权买卖合同一旦生效，版权就发生了转移。通过订立合同获得版权的个人或法人、组织就成为新的版权所有者。一个作家创作了一部小说，完成后把小说版权一次性卖给了某文学代理公司，那么如果哪个出版社想出版这部小说就应当与这家代理公司商谈，而不是找作者。某个企业委托一家广告公司制作产品宣传海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由该企业享有海报的版权，那么虽然广告公司的制作人员付出了心血来创作，海报的版权仍然要归该企业所有。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品牌的增多，许多企业意识到商标的重要性，郑州商标注册的热潮也在兴起。但是，很多企业认为商标注册已经结束，这是错误的。商标注册成功后应遵循和注意的原则是什么？这里有四个策略给你！

1、商标注册信息的修改申请人变更商标注册信息后，应当及时备案。商标局核准注册商标时，还可以确认注册人的姓名、地址等注册信息；因客观原因需要变更商标注册信息的，应当及时向商标局申请备案，并申请变更其注册信息，否则商标局将剥夺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注销其注册商标。

2、尽早提出商标异议为了防止自身商标的重要性被淡化，商标注册申请人不能仅仅依靠商标局的审查员。发现他人申请类似商标的，应当及时提出异议申请。商标公告后，异议期限仅为三个月。在此期间，可以提出任何异议，否则将过时。

3、连续三年不能使用申请人连续三年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申请人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后，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该商标的，将造成商标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的商标资源相当稀缺，因此，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为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使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注销注册商标。

4、商标更新商标专用权期满，申请人应当及时续展。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申请人必须在专用权期满前十二个月或者专用权期满后六个月向商标局申请续展，并提交相应的续展材料；申请人未及时续展专用权的，商标局可以依法撤销该注册商标。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8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除该条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凡属这8种情况涵盖范围内的标识，均系绝对禁止使用。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如果诉争商标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情形，那么，商标审查过程中，审查人员应秉持何种主观裁量进行判断？

在相关诉讼中，又该如何适用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两个裁定均被撤销2013年，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此案第三人）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汽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等商品上。

2006年，某自然人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汽油机”等商品上，2016年该商标转让至此案第三人名下。2016年，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分别针对上述两商标，以诉争商标文字同印度的国家名称相同为由，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查，对两案诉争商标作出维持注册的结论，理由为：“诉争商标文字为印地语，同英语INDIA，为印度国名，但消费者对印地语知晓程度有限，因此不会将其识别为印度国名。”

上述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对两案裁定均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在这两起案件中，相关争议焦点是，两个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的“事实”，是否可以依据我国消费者的主观认知而改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该规定中的国家名称，包括中文和外文的国家名称的全称、简称等形式，并不以我国境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为限。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有误。原告诉求得到支持庭审中，原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焦点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诉争商标文字仅指向印度国名，未形成明确的其他含义，且该文字的使用并未获得印度国家政府的同意，已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国家名称，无论以何种形式，均不应仅以我国消费者的认知为限。亦即，我国境内相关公众对印地语的认知水平如何，并不能改变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这一事实。在无证据表明诉争商标文字的使用已经获得印度共和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应依据法律和事实对诉争商标宣告无效。

此外，在先司法判例：如(2017)京行终5508号行政判决中就认定“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时应当从严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其原因在于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出于政治上严肃性的考虑，意在避免此类禁用标志的使用和注册妨碍有关国家使用其象征主权的标记的权利，或有损其国家尊严，进而对相关国家的国名等给予充分的法律保护。二是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及适用，悖离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影响到我国同行企业的有序日常经营。

由于质量及价格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柴油机生产厂商应印度客户委托进行代生产柴油机后出口至印度，并在产品上标注“BHARAT”（印度）作为产源标识之用。但由于此案第三人蓄意将诉争商标在海关备案，导致相关柴油机生产厂商的出口货物被查扣。除非这些柴油机生产厂商被迫同意与此案第三人和解，否则将难逃处罚，从而导致巨大的财产及人力损失，严重影响到这些同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此外通过查询，原告还发现此案第三人通过或无差别复制，或进行简单字母添加、组合，或通过将字母变形的形式，注册了大量中国乃至印度的知名柴油机商标，并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予以注册。

原告认为，这一行为是典型的商标囤积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判决具有参考意义在商标审查实践中，对于绝对理由的审查，针对的是商标本身固有的不可注册性，主要考察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作为郑州商标注册、使用的固有属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共政策，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等。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对于违反包括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在内的绝对理由的标识，除法律条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应严格遵照事实与法律规定，如果仅以消费者的认知为转移，显然与商标法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相违背。

正如(2018)京行终2710号行政判决中所述，“相对于损害特定民事主体利益的禁止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条款而言，绝对理由条款的个案衡量空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对是否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进行判断的裁量尺度不应变动不居”。

因此，两案判决结果一方面维护了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两案进一步明确了针对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即公众认知不应影响关于诉争商标文字与禁用条款规定情形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对司法实践亦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